资源中心

教育局 学校内 其 它
    卫生与健康   卫生与健康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动态
      时间:2013-12-18 10:15:27    | 打印

      (一)健康定量化测量的历史背景

      在急性疾病是人类健康主要威胁因素的时代,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期望寿命等指标在测量个体和人群的健康状况时起着很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传染性疾病的下降,慢性病的上升,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期望寿命的增加并日趋稳定,使上述的定量化健康测量指标已不能反映人群和个体健康的真正内涵。人们不仅不满足于不患疾病,而且要求增进健康,了解自己生理、心理、社会上是否处于完好状态;卫生工作者需要定量化测量人群和个体的健康状况,才能及时了解健康信息,评价医疗干预的效果以及卫生计划的质量,掌握卫生服务的需求,合理分配卫生资源。因此,发展定量化健康测量的敏感指标已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二)健康的定量化测量研究

      健康测量的最初工作是采用定性的术语来表述健康状况,例如能否胜任较轻的工作,自我感觉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等,虽然这种定性测量健康状况的方法很有用,但这种形式未能从数量上对健康状况进行界定。Stouman等人首先从生命力和健康、环境、公共卫生三个方面发展了定量化健康测量的指标;此后,Chiang等人在健康的定量化测量上做了不少杰出工作。现将健康的定量化测量研究概括如下。

      1.死亡率、发病率和期望寿命  19世纪中叶以前,在较长一段时间,死亡资料是唯一较易获取的有效地反映健康状况的指标,卫生工作者可以运用死亡率描绘人群的健康状况。在死亡率的基础上,学者们相继提出了死因别死亡率、年龄别死因别死亡率、标化死亡率等指标开展定量化健康测量并且用于不同地区的健康状况比较。在健康就是没有疾病这个概念指导下,发病率、患病率等测量健康的指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然而,死亡率和发病率只是从某一侧面反映人群的健康状况,即反映死亡和疾病的变化。因此,学者们又提出了期望寿命的概念(LE),并发展为定量化测量健康的指标,IE反映了个体生存时间的长短。随着急性传染性疾病以及婴儿疾病被有效控制,死亡率、发病率、期望寿命等指标已不再敏感,需要探讨新的定量化测量个体或群体健康状况的灵敏指标。

      2.潜在寿命损失年、平均减寿年数  1947年,Dempsay首次提出潜在寿命损失的概念(PYLL),也称减寿人年数,即某一人群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一年),在目标生存年龄(通常定为70岁)以内,因死亡造成的寿命损失的总人年数;此外,Michael等人加以发展和应用并提出“Q“指数。1948年,Welker等人提出了减寿年数和工作年限损失年;1950年,Haenszel对同一人群同一疾病谱使用减寿标化率比较五种减寿年数的计算方法,得出使用寿命表方法与否不影响死因位次的变化;1951年,Doughty采用了该方法并将年龄域上限定为70岁;Martin采用了寿命表方法,也选用70岁,此后,该年龄域上限70岁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延用至今。减寿人年数主要用于比较在特定的人群中不同死因的重要性;它是衡量某死因对一定年龄内某人群可能的寿命损失和危害程度;它考虑了死者的年龄并给予了相应的权重,作出定量计算,使得死亡时间越早,PYLL值越大。因此,PYLL更有利于突出“早死”的危害性,较死亡率更为直观地反映出人群所受危害的严重程度,且具有可加性。PYLL弥补了死亡率、标化死亡率、期望寿命的不足,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定量地评价某死因在特定年龄上的危害程序。PYLL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仍是反映健康的负向指标,它把目标生存年龄定为70岁,在计算大于70岁以上人群的损失人年时失去了效用;它也不能反映婴儿死亡率对健康的影响;全死因减寿人年数的高低不能反映死亡人数的增加。

      1984年,Horm等人提出平均减寿年数(AYLL)是一种新的评价减寿分析的指标。AYLL是实际死亡年龄与寿命预期值之差的平均值。通过研究发现,在反映某死因对一定人群“早死”的危害上,AYLL较PYLL更直接,更利于死因间的比较,也具有定量化的优点,能更好地反映疾病对寿命的危害程度。

      3.无残疾期望寿命  在死亡率、发病率、期望寿命已不能满足健康测量需求的情况下,Sulliva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无残疾期望寿命(LEFD)和死亡患病指数,传统的期望寿命是以死亡与否作为观察终点,而无残疾期望寿命则以有无残疾作为观察终点。Sullivan首次将寿命表方法应用于功能状态的研究,给出了关于同时考虑死亡率和残疾率的情况下,利用现时寿命表的计算原理,通过扣除处于残疾状态下所耗度的平均寿命,从而得到无残疾状态下的预期平均生存年数。LEFD是个体生命过程中质量较高的部分,在平均期望寿命增加的情况下,无残疾平均期望寿命却保持相对稳定,无残疾期望寿命增加慢且无性别差异是LEFD增长的基本特征;无残疾期望寿命还可以用来衡量人群寿命能否更好地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和卫生状况的综合水平。但是LEFD只考虑了残疾的存在,未涉及残疾所致的结果;只考虑了健康的负向方面,未涉及健康的积极方面,仍然不是较为理想的定量化测量健康的指标。

      4.活动期望寿命  为了避免单独采用死亡和疾病指标在健康测定中的不足,功能状态以及独立完成重要角色被用于健康定义之中;然而,以死亡率和发病率为基础的传统测量健康的方法对评定功能状况毫无价值。在此前提下,Katz于1983年首次提出活动期望寿命的概念(ALE),即能够维持良好的日常生活活动(ADL)功能的年限。Katz等人首次将ADL这一指标应用于ALE的计算,该方法只是一维线性地测量健康的方法,计算的结果要么健康,要么残疾,非此即彼,没有考虑到人的健康受损的渐进性,即健康的、残疾的过渡阶段;健康和残疾的界限应该是模糊的。既然功能受损是内在的、多维的,故对ALE的某一种单一测量不可能具有普遍性的实用性。Branch等人采用GOM隶属度模型对ADL指标体系进行了多因素分析,并对老年人群残疾的类型和等级进行了分类,这样由健康残疾寿命增加了中间的过渡阶段,即健康中度健康受损-重度健康受损阶段,这种多方位、多层次的ALE分析计算方法,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以ADL功能丧失率为基础而计算出的ALE,不仅可以客观地反映功能状况,使功能健康定量化,也可以确定高危人群,反映个体的生存质量,指导卫生计划和政策的制定;因此,ALE是一个较好的指标〔14〕。比LEFD前进了一步。尽管Katz、Branch等人已经考虑了无残疾期望寿命的计算方法上的一致性问题,但是,在残疾的定义和测量上仍存在很大的差别,并且ALE的计算只考虑了健康的一个方面(生理方面),未涉及健康的心理和社会方面,仍然没有反映健康的真正内涵。目前,人们正试图开发新的ALE测量方法,例如Robine提出由于老年痴呆的预期增长,精确地估计无智残的ALE计算方法已引起专家的普遍兴趣;由8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网络正着手解决同时考虑生理和心理ALE的计算方法,并使之国际化等。

      5.调整质量生存年  Torrance等人提出个体的寿命包括生存数量和生存质量两个维度:生存数量指个体生存的长短,生存质量指生命过程中健康状况如何即“过得好不好”,两者的综合便形成了调整质量生存年(QALYS)这一定量化健康测量的指标,QALYS的计算方法可概括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对个体健康状况进行分类;第二步,计算不同健康状况下的权重,这是计算QALYS的关键,常用的确定权重的方法有评量尺度法(RS)、标准概率技术(SG)、时间转换技术(TTO);第三步,QALYS的计算,通常以生存的时间为横轴,以生存质量的权重(0~1)为纵轴绘制坐标曲线,曲线下的面积为QALYS的值。QALYS主要应用于卫生保健和卫生决策分析,如成本效益分析等方面,它克服了以往将健康个体的生存时间与病人的生存时间等同看待的缺陷,每一个QALYS对应最小的成本是医疗卫生决策的原则QALYS是一种多维的定量化健康测量的指标,与传统的评价健康状况的指标相比,QALYS具有很多优点,如反映健康的灵敏度较高;它既能反映健康的积极方面,又能反映健康的不良方面;不仅考虑到疾病现象的存在,还涉及疾病所致的后果。QALYS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健康的内涵。

      6.调整疾病生存年  1993年,世界银行在其发展报告中提到调整疾病生存年(DALY)的概念。DALY把因早死而丧失的寿命数量与因残疾而使健康丧失联系起来,后来表示为这种联合占因死亡而使寿命减少年数的比例。在测定疾病负担时,DALY包括了痛苦和死亡率的测量。DALY可以精确地测量疾病负担;可以用于评价卫生计划和预防的实施效果以及其他科研领域。有学者认为DALY是一种合理的健康测量方法,在测量疾病负担上,DALY有可能是一场革命。

      (三)健康定量化测量的发展趋势

      1.测量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  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采用死亡率、发病率等指标来测量健康,这些健康指标是建立在流行病学的基础之上,从人群的角度定量化测量群体健康状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防病治病能力的增强,传染性疾病和婴儿死亡得到了有效地控制,期望寿命有所提高,且已日趋稳定,慢性疾病已成为健康的主要问题,传统的评价群体健康状况的指标已不再敏感。健康测量已开始转向对个体健康状况的测量。学者们已从个体的角度发展测量健康的指标,例如个体的功能能力、调整质量生存年等指标。健康测量的目的在于通过个体的健康测量去反映群体的健康状况;因此,对个体的健康测量已成为健康测量的主要任务。

      2.正负向指标的变化  健康定量化测量的指标如死亡率、发病率、残疾率等指标均是反映健康的负向方面,即不健康的方面。在新的医学模式指导下,健康测量采用了一些积极的正向指标,如适应能力、幸福感等。目前,在大多数健康测量中,同时采用正向和负向的健康测量指标,互相补充,更加全面地反映人群或个体的健康状况。

      3.测量终点的变化  建立在生死和是否发病背景下的健康测量,其终点为死亡和发病结果的出现。近些年来,一些新的健康测量方法相继出现,健康测量的终点也有所不同,例如LE的终点是死亡,LEFD则以有无残疾作为观察的终点,ALE的终点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健康测量开始从生理水平转向个体的生活环境适应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完好、生存质量等方面。

      4.健康测量的多维化  传统的健康测量着重于生理水平,例如死亡、发病、LEFD的残疾发生以及Katz等人提出的ALE自理能力丧失等都是单方面地测量健康的指标。随着人们对健康概念的深入认识,近些年来,健康测量已向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维指标转变,例如QALYS的测量等。在测量客观健康指标的同时,还考虑到主观健康状况指标的应用,例如自测健康等。随着人们对健康概念认识的深入,健康的定量化测量必须然需要探索更加敏感的新指标,全面准确地反映健康的真正内涵。

      二、健康评价

      (一)健康概念

      关于健康的概念,迄今还没有一致性的定义。18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提出健康就是没有疾病,疾病就是健康受损,在形式上,形成了健康的循环定义。这种建立在疾病基础上的健康概念,只是反映了健康的负向方面,称之为健康的消极定义。

      Stallores等人提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还应是躯体功能正常,能够完成一定的社会角色活动。Boorse认为健康就是躯体的每一个部分能够常规地执行其正常功能,同族、同性别、同年龄组的躯体功能处于正常范围,这是个体生存和繁衍后代的保证。伊利因也提出健康就是个体拥有生存、繁衍后代、体力和脑力活动等方面的正常功能。躯体功能正常是健康的标志,这一概念建立在生态学的基础之上,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定性的正常功能是以个体的共性为基准;定量的正常功能是一个统计学的正常值。

      Dubos认为健康是一种人类对其生活中面临的所有生物、心理和社会的刺激因素的一系列连续的适应过程,这种适应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就是不健康的,会导致疾病;他进一步提出健康是以连续统一体、多维形式存在的适应,这种适应不是被动的过程,健康代表机体适应的总体水平和外在表现,在个人潜力和能力限度下处于良好状态就是健康。健康不仅与天生的躯体功能有关,而且还与周边的环境有关,个体能否适应环境的变化是健康的一个重要内容。

      1947年,WHO提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WHO的健康定义虽然较为合理,但在操作过程中难以精确把握,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由不能确切定义的术语组成。1957年,WHO又提出健康是个体在一定环境遗传条件下能够恰当地表达其行为功能,正式提出行为功能为健康的重要标准。Fries强调个人生活自理能力是改善健康的最终渠道,对于老年人来说,生活自理能力是健康的标志。1984年,WHO的专家组推荐自理能力的丧失作为健康丧失的终点。

      健康是一种特性概念,很难精确定义,就象美丽和爱一样,人们只能通过讲述有关故事去理解它。但是,某种抽象的健康概念是可以被定义的,例如健康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健康是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健康的主观感觉等。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健康概念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入。

      (二)健康测量

      健康评价是以对健康概念的认识为前提,并对人群或个体的健康状况进行界定的过程。健康测量是健康评价的主要手段,健康测量的结果为健康评价提供依据。健康测量是把健康概念分解为全面的、精确的、可测量的具体内容来反映健康内涵的过程。

      1.健康测量内容的一般特征

      (1)健康测量内容具有多维性  Ware提出健康是由多个元件组成,为了及时全面地了解某一地点或某一段时段的健康变化,这些元件首先应单独地被测量,他提出健康测量应该包括5个不同的维度: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日常的社会功能、日常的角色功能和自测健康。不少学者认为健康是由生理、心理、社会多维因素组成的立体结构。还有人把健康测量内容概念分为3个主要方面:功能状态、完好状态和自测健康。

      (2)健康测量内容具有连续性  健康的成份与不健康的成份是共存的,疾病中包含有健康的因素,健康人也存在疾病的成份,绝对的健康意味着健康的完好状态,最差的健康意味着死亡,健康与死亡之间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构成个体不同的健康状态。

      (3)健康测量内容是多维性、连续性和非线性的统一  健康的多维性和连续性的最好体现形式是健康状态多维综合评价系统:系统在横向上包括多个维度,例如活动性、疼痛和情感状况;在纵向上每个维度又分为若干连续分级评价水平,从而组成一个健康谱。Branch等人采用的GOM隶属度健康状况分析模型,体现了健康测量内容是多维性、连续性和非线性的统一。

      2.健康测量的内容

      (1)生理(躯体)健康  Twaddle把功能状况应用于定义躯体健康,Brook等人提出生理健康是躯体的结构正常,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确定躯体健康测量内容主要途径有:医学模型、功能模型和躯体健康状况的自测。医学模型认为躯体健康是没有躯体疾病的剩余部分,躯体的疾病可以根据病人的症状、体格检查资料、实验室提供的信息来确定。功能模型被操作化,包括迁移、自理能力、执行角色的能力和残疾等内容测量躯体功能正常与否。躯体健康的自测:对躯体结构和功能状况的自测,反映个体的健康状况是否处于完好状态。测量生理健康常采用的方法有:受限法,个体在特定时间内完成某些正常活动身体受限情形;任务导向法,个体能够感受到的健康情形是如何影响其特定的躯体活动。

      (2)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指个体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使心理处于完好状态以适应外界的变化。Brook等人提出心理健康测量的内容包括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有无情感方面的失调和焦虑等方面。在实践中,心理健康的测量常包括行为功能的失调、心理紧张症状的频率和强度、心理完好和生活满意度等内容。躯体健康可通过行为表现来测量。而心理健康包括情感、焦虑等方面的问题,其测量方法常采用向本人询问的方式,在问卷中常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1)情感状态,个体对外界事物感觉后所产生的一种体验,比如痛苦、抑郁、焦虑、紧张等正向或负向情感体验;2)心理完好,一般用正向情感的频率与强度来表示,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负向情感的测量对于没有心理失调者来说,测量其心理完好水平不敏感;3)认识功能,包括时间、地点定位以及一些心理过程,如注意力、记忆、抽象思维等。

      3.社会健康  现代健康观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是对个体而言,个体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就要求个体应该具备参与某些必要的社会活动能力。1951年,Parson首次提出健康的社会定义,认为社会健康是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人在履行个人角色和任务上的一种最适宜状态。社会健康是个体健康的一个方面,是有关个体如何与别人相处,别人又是如何对他做出反应,以及他与社会制度和社会习惯是如何相互作用;社会健康测量常包括社会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系带的数量和质量)和人际关系(与亲戚、朋友接触的频率)等内容。

      4.自测健康  Suchman等人在1958年提出自测健康是一个敏感的、可信的健康测量方法,此后,自测健康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健康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自测健康是个体对其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和期望,这种测量基于自身的健康状况而不顾及他人的评价。自测健康常包括下列内容:现时自测健康(个体对目前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估),未来自测健康(个体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判断自己未来一定时间内的健康变化),以及对痛苦的感觉等,它们都要求个体能概括自我感觉,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作出自我判断。自测健康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健康测量的内容之一。

      5.健康的综合评价  以上提到的健康测量内容包括从躯体功能失调、痛苦到完好状态水平等尺度,各个方面的综合将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个体的健康状况。有关研究从4个方面综合评价健康状况:即履行某些基本的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过去几个月存在一种或更多的慢性病或损伤;过去12个月存在一种或更多的症状以及对疾病、痛苦和精力充沛与否的自测。为了获得个体的综合健康状况,有学者还提出健康测量内容应该包括肌肉和骨骼的行为功能、新陈代谢和器官系统的功能、感官知觉的灵敏度、智能和情绪的调节及社会功能等方面,而每个方面又有大量的变量需要测量;只有寻求可行的途径和有效的方法,对各个方面的健康测量结果进行归纳综合,才能及时、全面、精确地反映健康的真正内涵。

      三、自测健康及其应用研究

      (一)自测健康的概念

      自测健康是个体对其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的期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Suchman等人在1958年提出;他们认为自测健康是一个敏感的、可信的健康测定方法。此后,不少学者对自测健康这一概念进行了充实和完善。Tessler等人认为自测健康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机体症状和功能失调。Weinberger等人进一步提出自测健康是获得全面健康状况的一种最常用的方法,它基于个体对自己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认识,把主客观的各种健康信息融合在一起,形成对自身总体健康状况的认识。Hays等人认为个体可以广泛概括生理、认知和外界环境的信息,来形成对自身全面健康状况的认识。Goldstein等人认为自测健康可以作为一个广泛的健康概念框架的一部分。总之,自测健康是目前人们比较关注的一种健康测量方法,包括现时自测健康(个体对其目前的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估)、未来自测健康(个体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判断自己未来一定时间内的健康变化),它们都要求个体概括自我感觉,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作出判断。

      (二)自测健康的测量

      自测健康的测量经常采用问卷的形式,参照自身的、别人的或客观的信息,从极好到极差或从健康到不健康等几个尺度进行测量。

      1.参照物的选择  参照物常见的有时间参数、年龄参数、总体参数和几种参数的结合。时间用语有当前、现在、一年前、过去的几周内等。常用的年龄参数是同龄人和自身。总体参数的常用词语有总体上、总的来说、全面的等。在多数研究中,采用的是以上几种参数的结合,例如与你的同龄人相比,或就你的年龄而言,从总体上说,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健康。

      2.备选项目  在自测健康的问卷中,备选项目常见有:差、较差、一般、较好、好;极好、好、一般、差、极差;很好、好、一般、差、很差;极好、很好、好、一般、差;变好、大约相同、变差;极好、好、一般、差;健康、相当健康、中等健康、不健康;健康、十分健康、有病、患严重疾病、不知道等。

      (三)自测建康的应用研究

      1.自测健康与客观健康的关系

      (1)自测健康与医生评估。最早,学者们是通过医生评估这一外部标准来评价自测健康的效能。有关研究证实自测健康与医生诊断之间存在关联,自测健康可以作为医生评估健康的预测指标。Maddox等人研究表明医生评估与自测健康的符合率在病例中大约占2/3;Lehr等人提出在确诊的病例中自测健康与医生评估的一致率为20%~40%。虽然自测健康与医生评估存在一致性,但很难达到绝对的完美关联;当二者存在不同时,医生评估倾向于低估个体的健康状况,自测健康却倾向于正向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不同信息,从总体上说,自测健康更有利,更令人满意。

      (2)自测健康与生理健康。自测健康与躯体疾病存在很强的关联。Tornstam提出各种疾病和严重疾病与自测健康的负向方面存在相关。Wolinsky等人研究发现自测健康可以预测严重疾病的临床前期。Coiditz等人在评价自我报告疾病的效能时,采用收集报告者的医疗记录,通过组织病理学报告的手段,证实了90%以上的乳腺癌、皮肤癌、大肠癌、甲状腺癌病例与自测健康相符;心肌梗塞、中风的符合率分别为68%、66%;自我报告胆固醇水平增高者,有85.7%得到了证实;妇女自我报告骨折、高血压的符合率也得到了证实。因此,有学者认为自测健康是一个有价值的预测疾病发生的流行病学工具。

      自测健康与机体功能之间存在关联。Kaplan等人提出自测健康与各种机体功能丧失存在关联,那些自测健康一般或差的个体在很大程度应归属于功能损失组。Weiberger等人研究发现自测健康可以被机体能力的水平很好地解释。Borgquist等人在评估髋关节骨折的后果时,通过传统的有关ADL机能状况、行走能力等客观评估而获得的信息与自测健康的信息一致。Kaplan等人研究还发现那些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自测健康为患疾病的是那些能够自理的2倍。

      (3)自测健康与心理、社会健康。自测健康与心理、社会健康存在关联。Kaplan等人提出那些存在孤独感、压抑、消极生活经历的个体,自测健康差的比例较高;与自测健康好的个体相比,自测健康差的个体社会交往少、反常现象多、生活满意度低、生活紧张、消极情绪和不幸福感多。Rodin等人的研究也提出生活满意度低和情绪低落是个体后期自测健康下降的预测因素;自测健康变差的个体存在着抑郁症的显著增加和自卑等现象。有关研究表明个体对疾病的敏感性和关心程度与自测健康存在负相关。自测健康与社会健康和角色功能(返回工作岗位、疾病恢复等)存在关联,具体地说,负向自测健康与外部资源(如社会交往、支持)、内部资源(如宗教、信仰)存在关联。还有研究表明急性疾病发生后的几周内,自测健康可以影响个体的心理、社会健康,从而影响疾病的恢复;在疾病前后,自测健康对老年人健康有不同的影响,那些起始自测健康较差的个体住院后大多数有所改善。

      2.自测健康与死亡的关系  Mossey等人首次报告了自测健康与死亡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提示:早期(1971~1973)和晚期(1974~1977)自测健康差的死亡危险度分别为极好的2.92倍和2.77倍。Kaplan等人通过一项9年的前瞻性研空发现自测健康与死亡率存在显著性的联系,在控制了躯体的健康状况、体育锻炼、社会交往等影响因素,自测健康与死亡率仍存在显著性关联,自测健康差的死亡率是极好的1.95倍,进一步研究发现自测健康为患严重疾病的个体,5年的死亡危险度是自测健康为健康的5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自测健康为患病和患严重疾病个体的死亡率是自测健康为健康和十分健康的2倍,自测健康仍是一个独立的预测死亡率的指标。Schoenfeld等人发现在总体人群中自测健康差和极差的死亡率是自测健康极好的19.56倍,在健康人群中(患慢性疾病小于或等1)为93.51倍,在健康较差的人群(患慢性疾病大于1)为2.75倍,由此,他们提出自测健康是预测健康人群死亡率最强的指标;在总体人群中,也仅次于年龄因素。Hays等人在跟踪研究的2~6年间,自测健康与死亡率的显著性联系被一致性地发现。

      3.自测健康与卫生保健  自测健康在卫生保健中起着重要作用。有关研究已证实自测健康是一个独立的预测死亡率的指标,那么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自测健康就可以帮助识别个体是否处于危险状态,而无需顾及其他的临床状况。例如,糖尿病人可以常规地开展自测健康作为临床随访的一部分,自测健康较差或不知道的个体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因此,自测健康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意义深远的筛选工具。

      自测健康与卫生服务利用存在密切关系。Weinberger等人研究发现自测健康与诸如看医生、诊断服药、过去6个月的住院情况等存在很强的关联;进一步研究表明,自测健康差的个体入住小型疗养院的概率是其他低危险组的人15倍。Schoenfeld等人也提出自测健康可以预测3年内的住院或小型疗养院应用情况。Karoline等人研究发现随着自测健康的变差,利用卫生服务的可能性将逐渐增加;卫生服务的利用还存在社会经济的差异,寻求卫生健康上的延误与自测健康变坏存在中等强度的关联,那些自测健康差的个体应该更多地享有卫生服务的优生权。

      (四)自测健康的优缺点及发展趋势

      有学者认为自测健康具有可靠性和相对稳定性,能够提供独特的信息来预测躯体的健康状况。Mossey等人提出,采用自测健康监测老年人群死亡危险度的可靠性要比客观健康状况提供的信息要高。Kaplan等人认为,自测健康的可靠性及相对稳定性以及它的预测将来健康状况的能力都表明自测健康是一个更精确的、更客观的健康测量方法。有关研究表明自测健康差与机能丧失、过高的SIP(Sickness Impact Profile)得分以及SF36各种低分情况存在很强的关联;自测健康还允许与各种诊断及健康问题进行比较。自测健康能够反映个体有关神经的、内分泌的、免疫系统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其他类型的健康测量方法无法得到的。Borgquist等人提出自测健康能够提供更多的诸如睡眠障碍、情感以及有关日常生活如家务活动、娱乐、家庭生活等细节方面的信息,因此,他们认为自测健康可以作为传统健康测量方法的补充。自测健康是一项花费不高,易于理解和实施的健康测量方法。Mossey等人提出自测健康比临床医生评估要简单,费用少。Idler等人提出自测健康可以回答一些正在发生中的问题,因为它简单、经济,易引出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并且不可思议地相对精确,当标准的医疗检查缺乏或昂贵的时候,可以通过自测健康获取就医信息。

      虽然自测健康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医学、流行病学、老年病学等研究领域,但是有关自测健康的研究结果、作用及其重要性仍存在不同看法。自测健康在某种程度上对那些易变的、难以理解的表达不太敏感。由于敏感性疾病或疾病潜伏期的存在,自测健康只能预测疾病的致命性阶段,而不是疾病的开始。Grant等人认为老年人的健康是经常变化的,一个单独的自测健康是不能充分预测今后的健康情况。自测健康作为客观健康的替代物仍存在让人怀疑的地方,传统的自测健康不全面,未能反映健康的真正内涵。

      自测健康较容易获取整体健康状况,但这些简单的分级应该适应文化背景的变化和种族的不同。自测健康在设计上应包括起止调查问卷,在内容上应包括个体确信自己健康状况的原因和事实根据。在大多数的研究中,自测健康仍是一种定性的或半定量的健康测量方法,未能完全定量化地反映健康状况,自测健康的定量化是发展的主要趋势。

      四、Richmong-Kotelchuck健康政策模式图的启示——我国预防医学模式转变中的三个关键问题

      预防医学是一门以预防疾病增进人群健康为主要任务的综合学科,其研究重点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同。早期严重危害人群健康且死因排位第一的是传染性疾病。通过广大医学、卫生防疫工作者的努力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即基本完成了第一次预防医学革命的任务。

      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加深,疾病谱、死因谱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慢性非传染病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第二次预防医学革命迫在眉睫,也就是要从原的环境卫生→个人预防阶段过渡到社会预防→社区预防阶段。因为行为医学包括心理和社会科学,是战胜慢性病的法宝。然而我国预防医学较重视生物、技术预防,健康教育等面向社会的学科发展缓慢,预防医学模式转变不快。Richmond 和Kotelchuck绘制的健康政策模式图(图4-10-6)很好的体现了科学知识、政治意愿和社会行为措施三者在预防医学工作中的作用及其相互联系,可供转变模式、改进方法借鉴。

      (一)Richmond-Kotelchuck模式图

      1.科学知识基础  科学知识基础是模式图的第一个构成部分,其含义是“用于决策的科学、权威的数据或技术基础”。

      这里,科学研究如流行病学调查等不是孤立地寻求自然现象的解释过程,它与应用它来达到政治、社会目的息息相关。有人指出,科研的目的影响着其过程中应提出什么问题,搜集什么数据和采取什么方法。因此在预防医学中科学研究不应只强调单纯的技术和方法而忽略增进人群健康这一广义的任务。

      2.政治意愿  模式图中政治意愿可解释为“社会支持贯彻新方针或修正原方针的愿望和投入”。

       


Copyright© 2010-2015 辽阳第三中学 辽ICP备14002563号-1  All rights reserved 校址: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 电话:0419-2810111

辽公网安备 21101102211017号

技术支持:龙采科技(辽阳)有限公司---百度辽阳地区营销服务中心(辽阳百度推广、辽阳网站建设)